河 套 移 民
河套史话
河 套 移 民
郎明生
河套沃野千里，水草丰美，土地膏腴，自古以来就是北方劳动人民传统的迁居地之一。
一、古代“移民实边”
内地向河套的移民活动最初始于战国时期。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势力扩展到阴山河套一带。为巩固和开发这片疆域，赵国在此置九原县（治所在乌拉特前旗三顶账房），并组织本国百姓迁往这里垦殖，从此拉开了“移民实边”的序幕。
继赵武灵王之后，秦汉王朝亦十分重视“移民实边”，并将其作为基本国策之一。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命将军蒙恬率大军三十万攻击匈奴，取河南地（今后套及鄂尔多斯北部），设三十四县，其后在这里在设立九原郡。次年，秦军渡河（乌加河）攻取高阙（临河北）、阳山（狼山）、北假（阴山与乌拉山之间），筑亭障，随后大规模修筑长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又发“罪人”前往服役，终将燕、赵、秦长城连接起来，构成“万里长城”。公元前211年（秦始皇三十六年），“拜爵一级”，又迁内地居民三万家充实九原。
关于秦代在河套地区的移民垦殖，史籍记载不多。若从当时号称“新秦中”(秦中，关中地区)，以及一次移民“三万家”的情形推测，当时九原郡的人口不在少数。
汉文帝时，晁错谏言：“今远方士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备之，使远方无屯戍之事”[1]。意思是说内地距边疆千里之遥，军队换防和粮秣转运十分不便，采取移民到边疆安家落户则可解决这些困难。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遂向北部边疆移民。因是初试，谈不上规模。
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武帝遣将军卫青出云中至陇西，击溃匈奴附庸娄烦王和白羊王，夺取河南地，并在这里建立朔方郡和五原郡。此时，谋臣主父偃谏言说：“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曹，广中国”[2]。是说阴山河套富足肥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蒙恬曾依赖长城与北河（黄河）成功抵御匈奴。经营好这块地方，一则可省去内地向边疆千里迢迢调兵和运粮的麻烦，二则可巩固边防和拓展疆域。武帝采纳主父偃之谏，并“先为屋宇，具田器”（先行盖房、配置农具），募民十万口徙居这里。然后又于公元前112年（元狩元年），“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实之”；公元前120年（元狩三年），“山东被水灾，居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万口。”公元前116年至111年（元鼎元年至六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经过上述大规模移民屯垦，朔方、五原“徙民日众，垦殖大盛”，出现了“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繁盛局面。时朔方郡领县十，有户34338，人136,628；五原郡领县十六，人231，328[3]。
东汉，漠北的乌桓、羌、鲜卑等游牧民族纷纷进入河套，部分北匈奴人也于此时南下投汉。 “公元83年，北匈奴3.8万人，率马2万匹、牛羊10余万头至五原塞归附了汉朝。公元87年，又有北匈奴58个部落20万人，至朔方、五原、云中、北地等地附汉。”[4]此时，包括朔方、五原在内的北方边郡人口“竟从原来的四、五万人增加到二十三万七千余人。”[5]
三国时，曹操说：“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6]据此，大力推行屯田制，五原（辖河套）即是重点屯田地之一。北魏统一北方前后，拓跋珪曾于登国九年（394年）在河北五原(河套)到稒阳（固阳）一带屯田。《魏书·太祖纪》“帝北巡，使东平公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稒阳塞外。”说的正是此事。同时将每年屯田所得按比例分给屯田人，大得人心。而且“从拓跋珪到拓跋焘三世中，魏将辽西、河北、山东、关中、关西人口迁至沿边从事农垦的，总数不下五六十万户”。[7]从曹魏举国屯田和北魏动辄移民“五六十万户”的情形推测，以上两代移垦河套的人口已初具规模。
隋初，文帝于开皇三年（583年）置丰州（隋炀帝初废丰州，改置五原郡，治所在今五原县境内），辖今后套及鄂尔多斯北部。是年，文帝“命朔方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8]时五原郡所辖九原、永丰、安化三县共有户2330[9]。
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置丰州，“领九原、永丰二县及天德军、西受降城、中受降城，辖有今河套地区及土默特平原。”[10]为解决驻军口粮和民食，开始移民屯田。《新唐书·地理志》载：“丰州九原郡开凿有陵阳渠，建中三年（782年）浚以灌田”。此后，丰州刺史李景略“凿咸应、永清二渠，灌田数百顷”。 时“振武、天德良田，广袤千里”“凡六百里，列栅二十，垦田三百八十余顷，岁收粟二十万石。”[11]说明河套至土默特川千里垦区已初具规模。《河套志》（陈履中）载：“丰州屯田安师德、唐休景、李景略最有名。咸应、永清、陵阳三渠，灌田数百顷至四千八百顷之多，岁收谷四十余万斛。边防永赖，士马饱腾，自来经营塞北，未能与之竞也。”其繁荣局面跃然纸上。其时，丰州已有户2813，人口9641[12]。
唐之后的数百年间，塞北为党项或蒙古人驻牧，移垦中断。
二、清代移民
清代，长城内外均统一在清王朝的版图内，客观给人口流动创造了条件。“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从清初开始，内地汉族人民便开始越过长城，深入大漠，进行移民垦殖，由此在河套地区，在内蒙整个地区，都出现了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移民大浪潮，并呈现出规模大、人数多、时间长、影响大的新的时代特点。”[13]尤其是清中叶以来，随着各省移民的纷纷涌入，河套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清代移民河套活动主要分为两个时期。
（一）清初至同治时期
清康雍时期，晋、陕贫苦农民迫于生计，“雁行”（春种秋归）来到河套支流河岔间开荒种地。时日一久或略置产业，有人即长期留了下来，成为河套近代史上的早期移民。由于当时河套尚未穿渠引水，垦种“随波逐流”，收成多无把握，加之蒙地禁垦，清早期移民河套者可谓寥寥。
乾隆初年，嫁到阿拉善王爷府的清廷公主“欲治菜园”。三道河厅（磴口县境内）以开“菜园”名义划出荒地数十顷，招募内地一批汉人施以试种，大获其利。受其影响，晋人杨氏也借开菜园地而携众入套垦荒300余顷。于是前来垦种的汉民接踵而至，从此开了套西地区移民垦殖的先河。
乾隆中期，陕、甘、宁等籍渔民常来河套捕鱼。他们见这里土脉丰腴，河流如织，遂在近河处利用“桔槔”（吊杆）取水试行种植，结果获利不菲。此后，来此拓荒者络绎不绝，并吸引各地商人前来投资开发，从而在河套大地上出现了一批具有特殊背景的开发者——地商。地商的产生，揭开了河套水利开发的序幕。尤其是曾沿阴山流淌的北河（黄河干流）湮塞后，“后套平野面积骤广”，晋陕北部的贫苦农民纷纷来到套西地区租垦土地。如《绥远河套治要》（周晋熙）所说：“自河（北河）南徙以后，地愈广衍，山陕人民争趋佃种。”《清史稿·刚毅列传》也说：“康熙以前，河（黄河）行北道，并无水利。自改行南道，蒙古始令素以交易之商租种分佃，即就黄河冲刷低洼处所，因利乘便，修成渠道。”常与蒙人做生意的商人也于此时“就河引灌”，雇佣大批流民租垦蒙地种植蔬菜、庄禾，大受其益。如《清史稿·列传藩部乌拉特》载：“清乾隆三十年，乌拉特部最先垦殖，将沿河牧地私租垦种。”
道光五年（1825年），陕西府谷商人甄玉、魏羊经营的“永盛兴”和“锦永和”商号联合，共同出资招募流民在缠金（今临河境内）一带开挖了一条长50里，宽一丈的输水干渠——缠金渠。这是河套境内开挖最早的人工渠。缠金渠的诞生，在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入套民众日益增多，并很快在缠金一带形成以48个商号为中心的大批村落。至咸丰，缠金渠又延长至140里，口阔达五丈，“每年灌地三四千顷，收粮数十万石。”[14]继缠金渠（今黄济渠）之后，又陆续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凿通120里长、可灌田4千顷的塔布渠；咸丰七年（1857年）凿通130里长的长胜渠；咸丰十一年（1861年）开浚130里长的刚济渠；同治十年（1869年）凿通80里长的通济渠。至此后，口内民众蜂拥入套，河套开始出现星星点点的村户。
道光八年（1828年），清廷下特旨：“开放缠金，招商耕种。达赖（达拉特旗）、杭盖（杭锦旗）亦将河套节次开垦”[15]。清廷下诏逐步开放河套境内的蒙地，打破了长期以来的禁垦政策，并使移民垦殖变得公开合法。如《绥远通志稿》中说：“清康雍而后私垦弛禁，佃农渐多，开人民自移之路。”
同治年间，回族首领马化龙于金积堡（宁夏）举事反清，“其部千余名，由西山嘴迤西抢入后套”[16]，清军提督金运昌率部前往进剿。同治七年（1868年），“凯旋大军就食永济渠（缠金渠）”，“凡三年，悉索粮赋，搜刮殆尽”。缠金渠亦由“泱泱巨澜变为涓涓细流矣”[17]。 此时，缠金一带首次出现人口大批外流。
（二）光绪、宣统时期
光绪年间，外强入侵，“拳匪倡乱”，边疆日紧，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已无暇顾及诸如流民之类的事情，以致“开人民自移之路”。此时，晋陕甘等省贫困人口便借此机会迁入偏安一隅的河套。
为改变财政日绌的困窘，套内蒙古王公也开始向地商或流民出租土地，靠地租收入维持王府庞大的开支。地商便乘机包租大片土地从中牟利，同时招募大批流民修渠垦地。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以“晋边蒙旗垦务，上为国家恢拓利源，下为蒙藩疏浚生计”[18]为由，全面开放山西口外的蒙地。并任命理藩院尚书衔兵部左侍郎贻谷为蒙旗垦务督办大臣，到内蒙古西北地区督办垦务。一时间，放垦成风，“口内贫民，接踵而来，遂到后套一带，筑室耕田，俨同内地”“愈聚愈众，开渠垦地，几同秦晋” [19]。此时移民队伍中，除秦、晋籍外，又增加了直、鲁、豫、甘、皖等省人。
到清末，河套境内八大干渠相继凿通，“渠到之处，农民咸集，争相耕种，收获之多，无出其右，故不数年而河套尽辟，农村日增，河套之名，于以更盛。”[20]鄂尔多斯、阿拉善、以及外蒙等对粮食的需求又极大地刺激了这里的农业发展，加之外地劳动力源源不断的输入，终于将这里辟为“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塞外粮仓。时大清王朝末日将临，衰弱不堪，而河套却阡陌纵横、鸡犬相闻，实为当初所始料不及。
光绪九年（1883年），天主教在河套境内（磴口三盛公）设立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府，并收买王公，开发土地，发展教民。庚子赔款，河套西部东西百余里、南北二百余里的土地尽归教会，一时间，河套西部教堂林立，钟声不绝。教会乘此机会组织力量大兴垦殖，吸引移民加入教会和租种土地。
自清中叶以来，河套“赖以渠水浇灌，人有积粮，无乏食逃亡者” [21]。遇到灾荒，河套周边地区的灾民往往逃向这里。如：光绪十八年（1892年），“河曲岁歉”， “难民来者糜集，即就集于今隆兴长南四大股庙一地论之，为数已有四万五千之众，其他流徙各地者，尚不能尽数。”[22]可见河套移民成分中不乏大量流入的灾民，尤其在多灾多难的旧中国。
到清末，河套已是“晋秦燕豫贫民争趋之，日操备插者常数万人，岁获粱谷至巨万，馈送口内不可胜计。茫茫荒野，至是乃村落云屯，富庶过于府县。”[23]随着河套人口的增长，清廷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设置五原厅，专门管理达拉特旗、杭锦旗、乌拉特前、中、后三公旗辖境内的汉族村落。时五原厅所属河套地区已有正式注册人口5970户，3.43万人[24]。
三、民国时期移民
民国时期，内地贫民仍沿清末“走西口”的轨迹不断流入河套。尤其是灾年，逃荒入套者则更多。据《巴彦淖尔盟志》记载：“民国十八年（1929年），春夏滴雨未落，禾皆枯死。其时，包头、固阳、萨县、武川各县灾民均逃入套内分食，五原逃入灾民6167人；临河62887人；大佘太74149人。”是年，五原县、临河县、安北设置局“有户1.9万，人(注册人口) 10.51万口”[25]。
民国九年（1920年）始，河套地区开始出现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先是湖南人郭泉组织的“湘民移垦西北合作社”，继而是山东人黄乐德组织的“胶东移垦社”。两次移民规模都不大，在河套未产生多大影响。
民国十四年（1925年），山东人王鸿一组织山东移民计700余户1500余人（另说1080人）来临河新华和狼山垦殖。入套移民分驻八村，名曰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均冠以鲁字 [26]。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以御侮实边、屯垦西北的名义，设立了绥远省垦殖联合办事处，并组织3个师垦队、3个军官垦殖队和27个垦殖连共4000余人进入河套进行军垦。直到绥远和平解放，才结束了历时18年的军垦活动[27]。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夏，河北人段绳武发起组织“河北省移民协会”（民办官助），组织冀、鲁、豫黄河决口受淹灾民向河套移民。自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冬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夏，该协会共组织了4次移民，总计330余户，1100多人。开支安置费达9万多元。并在五原建立了“河北第一新村”、“河北第二新村” [28]。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实业部长朱霁青在河套境内的安北县成立安北和硕公中垦区，绥远省政府拨地4万亩用来安置由东北等地迁来的一千多垦民。
自民国十四年（1925年）始，河套境内就又多了驻军人口。是年，冯玉祥国民军第八混成旅石友三部驻防五原。次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通电誓师北伐，数万大军云集河套，不久南下“援陕”。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孙殿英率部(号称10万）经由河套赴青海屯垦，在宁夏与马鸿逵发生冲突。孙军战败，溃兵大部退入河套。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5月，傅作义率部由山西进入河套，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绥远省临时省政府相继在五原、陕坝成立。除35军以及后来扩编的暂3军和骑4军外，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战斗序列还包括：马秉仁的绥远游击军；安华亭的新5旅；王子修的新6旅；井得泉的新骑3师；石玉山的新骑4师；门炳岳的骑6军；席子珍的五临警备旅；马鸿宾的81军；张励生的察哈尔游击军；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白海风的新3师[29]。加上杂牌部队，总兵力达十几万人，占到当时河套总人口（约26万）的一半。
河套成为抗战时期绥远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后，境内人口剧增。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河套已有人口36.42万人。仅陕坝一地，人口由抗战前的数千人猛增到五、六万人。抗战胜利至绥远和平解放期间，又有各省民众流入河套，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底，本地区已有人口9.4万户、41.61万人[30]。
四、建国后的人口流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套地区迎来大批建设者，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据统计，到1985年，河套地区约1.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常住人口已达104.97万人，占全盟总人口的74.5％[31]。人口流动除正常的工农业建设需要外，还经历了几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一）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困难时期，外省灾民大批涌入河套。据《巴彦淖尔盟志》记载：“这一时期，河套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均在下降，但由于灾民流入，当地人口仍呈增长趋势。”灾民流入多少无法统计，但据官方资料显示，1959年至1961年，巴盟人口出生率分别为23.6‰、20.9‰、19.7‰，年均21.4‰，较前三年年均24.9‰下降了3.57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7.3‰、14.2‰、13.4‰，年均14.96‰，较前三年年均19.8‰下降了4.84个千分点；总人口分别为68.2万、71.83万、74.12万，分别较1958年的65.47万增加2.73万、6.36万、8.65万，年均增加5.91万人[32]。 增加人数尚不包括许多未落户者。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50年代初，目的是缓解城市的就业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形成席卷全国的浪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未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的经济、社会、甚至人口结构，却在河套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
1956年7月，“当时从山西来河套青年垦荒队793名人，分配到五原县、安北县、狼山县和达拉特旗进行垦荒”[33]。这是建国后河套地区接纳的首批外地垦荒青年。1958年，内蒙古政府又向河套移民2000户，分别安置于杭锦后旗（600户）、安北县（400户）、狼山县（400户）、五原县（300户）、临河县（300户）。并拨款安置费总计12万元[34]。50年代，河套地区还安置了“外地青年约1万人，这部分人相当多的是城镇‘可教育好子女’或城市贫民，女性占多数”[35]。
1964年3月11日，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文件精神，巴盟盟委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办公室”，并于当年6月将来自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的579名知识青年分别安置到临河县、五原县、杭锦后旗、乌拉特中后联合旗的17个公社插队落户。1965年7月30日，天津市首批知识青年760人到五原县插队落户。是年8月11日至18日，北京知识青年1150人分别到临河县、杭锦后旗插队落户……从1964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巴彦淖尔盟共接纳各地知识青年5850人。其中北京1269人；天津1420人；呼和浩特855人；包头1241人；其他城市1065人[36]。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1968年夏季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逐步由少数城市的小规模活动“演变为一场由国家统一部属、各级革命委员会有步骤有组织地贯彻落实，迅速波及全国城乡的运动。”[37]尤其是当毛泽东12月21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总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讲话发表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达到高潮。“1968年到1970年，巴彦淖尔地区下乡知青达到6万人。”[38]
1978年底召开的“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结束不久，全国掀起一股知青自发返城的风暴，各级地方政府也持听之任之的态度，绝大多数知青在河套迅速消失。延续十数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画上了句号。
（三）生产建设兵团
为加强战备和边疆建设的需要，1966年2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决定由内蒙古军区负责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兵团司令部设在河套境内的包尔陶勒盖。
1969年5月7日，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兵团机关设在呼和浩特市。兵团先后共组建6个师，其中一、二、三师设在巴彦淖尔盟河套境内（四师设在海勃湾市；五、六师设在内蒙东部的锡林郭勒盟）。
以城镇知识青年为主流的屯垦戍边运动实际是一项系统的移民工程。兵团组建初，即向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浙江、江苏、山东、四川、山西、陕西、河北、以及呼和浩特、包头、集宁（包括巴盟各旗县）等城市四处“招兵”。“到1970年8月，一、二、三师共接受知识青年达74046名。其中一师有21657名，二师有37794名，三师有14595名。到了1970年年底，三个师的在编人数达到了80557名。”[39]
一时间，兵团遍布河套大地，境内有三个师部和18个团。一师师部驻磴口县巴彦高勒镇，所辖8个团中有7个团驻扎河套；二师师部驻乌拉特前旗的乌拉山镇，所辖11个团中的8个团驻扎河套；三师师部驻临河县（区）解放镇，所辖6个师中的3个团驻扎河套。另外，驻河套地区的还有乌拉山发电厂、乌拉山化肥厂、临河糖厂三个团级单位[40]。
1975年6月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撤销内蒙古建设兵团，并将河套境内的原兵团各团改变为农牧场。兵团解体前后，团场知青以病、困退理由大多返回原籍。“1975年，内蒙古兵团知青病、困退人数迅速增加。以该兵团一师为例，1969年—1975年6月，共病退938人，困退1362人。其中，病退的93.18％，困退的56.75％，是在1974年以后的一年半中办成的。而1975年上半年的病、困退速度又比1974年翻了一倍。”“1975下半年，因兵团体制变动，……兵团的大批津、京知青通过病、困退返城。”[41]“曾经战斗在巴彦淖尔大地上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个师的5万多名知识青年兵团战士转交给地方后到1978年底，留在国营农牧渔场内的已不足千人了” [42]。
（四）乌兰察布盟生态移民
上世纪末的1998年，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计划分批将乌兰察布盟后山一带的化德县、商都县、察右前旗、察右中旗的贫困人口迁移到开发条件较好的河套西部地区。是年，已完成首批生态移民994户3964人[43]。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也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对外宣称的“20万生态移民和异地扶贫试点工程”及巴盟“再造一个河套”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1999年，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察哈尔右翼前旗、察哈尔右翼中旗与商都县的移民……陆续搬迁过来，共有3000多人安置在这个县（磴口）的陶井移民区。”鉴于盐碱和沙化严重，“2002年开始，移民撤出这里开始二次移民后，绝大多数陶井移民区移民家庭，分别迁到了磴口防沙林场、木雷滩、哈业乌苏、阿茨与沟心庙等地。”[44]
注：
[1]《汉书·晁错传》。
[2]《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3][5]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89页。
[4]陈育宁《鄂尔多斯史论集》。
[6]《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7]高尚志、冯君实《秦汉魏晋南北朝史》293页、338页。
[8][9]《隋书》“食货志” ；“地理志”。
[10][12][13][16][19][20][22]转引陶继波《内蒙古河套地区移民的历史考察》。
[11]《新唐书·食货志》。振武，唐振武军，驻东受降城（托克托县）。天德，唐天德军，驻西受降城（乌拉特前旗）。
[14] 王文墀《临河县志》。
[15] 《清史稿》藩部三。
[17][24][25][27][30][31][32]《巴彦淖尔盟志》445页；305页；335页；309页；307页（表）。
[18]转引《杭锦后旗志》163页。
[21]《内蒙古文史资料》36辑“王同春与河套水利”。
[23]顾頡刚《王同春开发河套记》。
[26]《巴彦淖尔史料》第4辑“河套垦务沿革”。
[28]《巴彦淖尔史料》第6辑“段绳武创办之五原移民村”。
[29]蒋曙晨《傅作义传略》73页。
[33][34][35][36][38]《巴彦淖尔文史资料》第二十辑郑宝靑“历史的回顾”。
[37][41]《中国知青总纪实》上卷459页；中卷1015页。
[39][40][42]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第二十辑孟战役“巴彦淖尔大地上的建设兵团”。
[43]《内蒙古日报》1998.12.7。
[44]《北方新报》20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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